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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监护的优先性探析

作者:马虎 发布时间:2019-08-01

引言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的出台,我国监护立法实现了突破,其中第29条明确规定被监护人的父母担任监护人时,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次将遗嘱监护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但目前该制度所呈现的内容还比较原则和笼统,无法为当下的司法裁判提供明确的指引。因此,要想发挥遗嘱监护的司法裁判规则作用,就必须对遗嘱监护的主体、意思表示以及效力等问题进行明确,而本文主要针对遗嘱监护的效力进行分析,明确遗嘱监护是否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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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


一、案例分析

江某某与黄某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共同生育了两个子女,长女江某甲,次子江某乙。此后江某甲与江某某相继因病去世。2017年10月28日,黄某某去世。在黄某某去世前留有亲笔遗书一份,在遗书中指定黄西某为江某乙的监护人。申请人陈某某、危某某称,黄某某的遗嘱不具有真实性,即使遗嘱真实其财产处分也违反了法规规定,应当认定该遗嘱无效。现江某乙的父母均已去世,应当由其祖父母担任监护人。同时在江某某、黄某某去世前,江某乙长期跟随申请人陈某某、危某某生活,现不宜改变被监护人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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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认为,申请人陈某某、危某某虽然否认黄某某遗嘱的真实性,但其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反驳。经本院释明后,申请人陈某某、危某某未申请对遗嘱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故本院对遗嘱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依照《民法总则》第29条的规定,遗嘱指定监护人应当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立遗嘱人是被监护人的父母,二是立遗嘱人担任被监护人的监护人。本案中,黄某某在去世前指定黄西某作为江某乙的监护人符合遗嘱指定监护的相关规定,本院予以确认。申请人陈某某、危某某虽然是江某乙的祖父母,但是请求确定其为江某乙的监护人,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最后,法院判决确定黄西某为江某乙的监护人。[ 黄西某、陈某某、危某某申请确定监护人管辖一案((2018)川1622民特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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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申请人陈某某、危某某是江某乙的祖父母,如果按照《民法总则》27条的规定,当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失去监护能力,未成年人祖父母、外祖父母可以成为被监护人,但是从本案的最终判决中看出,法院并未支持申请人陈某某、危某某的请求,而是依据江某乙的法定监护人黄某某亲笔遗书的内容,将江某乙指定给黄西某进行监护。因此,从该案例中可以看出,当法定监护与遗嘱监护出现冲突时,如果存在合法有效的遗嘱,应当优先适用《民法总则》第29条的规定进行指定监护。


二、理论分析

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承认遗嘱监护的优先性,比如《法国民法典》第402条规定被监护人的父母在生前丧失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能力,或者被监护人的父母在离世之后,未通过遗嘱对被监护人指定监护的,此时按照法定监护的顺位为被监护人选定合适的监护人。与国外立法相比,我国对遗嘱监护的优先性还未予以明确。因此,结合当前国外立法以及我国的司法实践,应当赋予遗嘱监护优先适用的效力,其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遗嘱监护的优先性是民法意思自治精神的体现。因为遗嘱监护是遗嘱自由精神的体现,是基于遗嘱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为被监护人指定合适的监护。另外,遗嘱自由原则也是民商领域的一种意思自治精神的体现,传统民法学者往往将意思自治精神奉之为支配整个私法邻域的“最高原则”也是“民法的基础”“私法根本价值所在”。[ 韩伟著.《私法自治研:基于社会变迁的视角》.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而法定监护是指由法律直接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 魏振瀛.《民法(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1页.]其主要特征体现在监护顺序的法定性,他人不得随意创设新的类型。基于此,将遗嘱人意思自治放在优先的位置,是“私法自治”体现,也是法律人性化的体现。

第二,遗嘱监护的优先性有助于解决不同法条之间的适用冲突。根据《民法总则》第27条的规定,要求顺位在前的监护人所享有的监护权优先于顺位在后的监护人所享有的监护权。如果位于第一顺位的未成年被监护人的父母主张行使监护权的,那么位于第二顺位、第三顺位享有监护权的主体则不能主张其所享有的监护权。此时如果出现被监护人的父母依据《民法总则》第29条的规定,以遗嘱的形式为被监护人指定并非法律规定第二顺位监护人,而是第三顺位或者第四顺位的人作为监护人,此时这种选择打破了法律规定的监护顺位,就会导致不同法条之间的出现适用冲突。同理,《民法总则》第28条也明确规定了法定的监护顺位。但是第28条与第27条在第一顺位监护人上存在不同,第28条所规定的第一顺位监护人为成年被监护人的配偶,祖父母、外祖父母的监护处于第二顺位,而第27条却将未成年被监护人的父母归为第一顺位监护人,存在这种差别的原因是由于被监护的主体不同所导致的,但依然不能否认两种制度适用冲突的存在。因此,为了避免这种冲突的出现,就应该将遗嘱监护放在优先适用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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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法定监护具有保障遗嘱监护有效运行的作用。因为法定监护最大的宗旨就是保障被监护人的根本权益,无论是未成年被监护人还是成年被监护人都能通过法定监护的顺位确定合适的监护人。而《民法总则》第29条规定的遗嘱监护,主要是为了完善我国的监护制度,为被监护人的父母生前“托孤”提供法律依据。如果一旦出现遗嘱指定无效的情形,或者指定监护人无法履行监护义务,被监护人可能面临无人监护的困境,此时如果按照法定监护的顺位进行监护,可以及时有效的保护被监护人的权益。因此,只有发挥遗嘱监护的优先性,法定监护才能够填补遗嘱监护出现无法施行时的监护空白,发挥其兜底监护的作用,避免发生被监护人出现无人监护,以保障遗嘱监护有效运行。

此外,《民法总则》第30、33条规定协议监护和意定监护(又称成年监护)。协议监护是在尊重被监护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设定的监护制度,如果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因监护权而产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确定最终的监护人。因此,协议监护恰恰能为遗嘱监护做补充。而意定监护最大的优点就在于防患于未然,在尊重成年人自主选择的基础上,预先选定合适监护人,来保障自身的利益,这是成年人意思自治的结果,是经过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的结果。但对于遗嘱监护更多的是针对未成年人监护,因此与意定监护存在较大的区别,适用起来要与遗嘱监护进行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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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当前,《民法总则》第29条规定的遗嘱监护,为被监护人的父母“临终托孤”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遗嘱监护的内容还需要尽快加以细化完善,因为这是保护被监护人利益的需要,也司法裁判的需要。结合本文,我国虽未通过法律的形式对遗嘱监护的优先效力加以明确,但结合司法实践以及相关理论,应当明确在拥有合法有效遗嘱的前提下,遗嘱监护具有优先被适用的效力,这是尊重遗嘱人意思自治的体现,也是最大限度保障被监护人的权益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