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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债务人提供物保与人保并存时,担保权利实现顺序约定问题的梳理和分析

作者:杜涛 发布时间:2020-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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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提供物保与人保并存时,债权人与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中所约定的债权人享有实现担保权利选择权的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非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在债权人与保证人之间具有约束力,债权人请求保证人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承担保证责任的,应予支持。



现实生活中,关于同一债权中存在债务人自己提供的物保与第三人提供保证担保并存的情形,多见于民间借贷纠纷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之中。虽然《物权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对于同一债权中存在债务人自己提供的物保与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并存时债权人如何行使和实现担保权利均已有相关规定,但对于该情形之下债权人、债务人、保证人各方之间对于实现物保和人保的约定内容如何界定为“明确”,实践中仍存在争议。为此,笔者结合近年来的相关判例,就该问题进行探讨。




一 、债务人自己提供物保与第三人提供保证担保并存时现有处理规则



关于同一债权中债务人提供物保与人保并存时担保权利实现的相关规定中,《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所规定的处理原则是先行按照当事人约定实现担保权利,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债权人应首先就债务人自己提供的物保实现担保物权,而保证人则是在债务人自己提供担保物不足的债权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三百六十五条对于债权人选择特别程序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也明确了当事人通过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方式行使债权时,应当符合当事人之间对于物保与人保的顺序约定。如果债权人的申请违反了有关顺序约定,则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



债权人选择通过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程序实现债权,虽然在约定不明的情形下仍将会被人民法院受理,但在人民法院对于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事实审理后,是否最终能够支持债权人实现担保物权申请请求时,仍面临着与《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同样的问题,即如何约定方能被认定为约定明确。




二、实践中对于当事人之间约定是否明确的争议



基于上述《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对于以何种方式约定方能被认定为并没有具体、细化的规定,而《民诉法解释》第三百六十五条关于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受理程序中关于“当事人对实现担保物权的顺序有约定”的表述,导致实践中对于约定是否明确大致存在两类意见:一类意见是当事人应当就债务人提供担保物与保证人担保并存时,根据约定内容应当得出第一、第二,或者首先、其次的顺位结论时方能够成明确;另一类意见是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所约定的诸如:“不论主债权是否存在债权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或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债权人均有权选择直接担保人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无需先行行使其它担保权利”、“主债权存在物的担保的,不论该物的担保是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人提供,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先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承诺不因此而提出抗辩”、“合同所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物的担保和保证担保,债权人可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已经选择某一担保来实现债权的,也可同时主张通过其他担保来实现全部或部分债权”等内容,该类约定属于明确约定。债权人在实现担保权利时可直接主张保证人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非保证人仅对债务人自已提供的担保物优先受偿权后的不足清偿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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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判例的检索与梳理



正巧,笔者所代理的一起借款合同纠纷案在二审中即遭遇了上述困扰。债权人与保证人所签订的保证合同中恰巧属于上述第二类意见,保证人以上述第一类意见为由进行抗辩,笔者通过对上述类似问题检索后发现,实践中各地法院判例中确实存在对上述两类意见不同的事实认定,且最高院对于上述第二类意见中保证合同约定内容是否明确也存在不同的认定。



比如: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科光消防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2018)最高法民终352号),韬蕴资本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2018)最高法民终573号)等,均认定保证合同中约定各保证人承诺在债务人违约时,债权人有权选择直接要求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该约定赋予了债权人行使担保物权时的选择权,属于约定明确。又如: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儒仕实业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乾安县支行保证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2016)最高法民终40号),该判决认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乾安县支行在未依法向主债务人主张债权且放弃对主债务人和第三方提供物的担保的情形下,因相关保证合同中所约定的类似“主债权存在物的担保的,不论该物的担保是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人提供,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先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承诺不因此而提出抗辩”的内容,并没有明确涉及实现担保物权的内容,不能得出已就担保物权的实现顺序与方式等作出了明确约定,故不能将《保证合同》中的以上约定理解为《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最终驳回了债权人要求判令保证人在保证合同约定范围内直接承担保证责任的请求。



通过上述类案的梳理,笔者发现,对于债权人享有实现担保权利选择权是否属于《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所规定的“约定明确”,在作出肯定认定意见的案例中均存在一个共同点,即债权人主张保证人在保证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的同时,也对主债务人主张了主债权及其它担保物权,从而否定认定意见的案例中,债权人仅单独主张了行使保证担保权利而未对主债权及其担保物权一并提出主张。当然该行权方式虽符合法律规定,但确有债权人与债务人串通损害保证人权益之嫌。




四 、笔者之个见



在个案审理过程中,因案情不同,最终认定意见也可能不同,孰是孰非,笔者无可评论。但就债务人自己提供的物保与第三人提供人保并存时,保证合同中类似赋予债权人直接行使保证人在约定的担保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选择权的约定,是否属于《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所规定的“约定明确”。笔者认为,首先,保证合同中对赋予债权人直接行使担保权利选择权的约定属于已有约定,不属于无约定情形;其次,该等约定并未被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再次,该约定系保证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在签署保证合同时对于该约定的内容是明知或应当知晓的,其对该约定所带来的风险已经过预判且已明确认可;同时,《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既然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且该等约定仅在债权人与保证人之间产生约束力,与公共利益无关,从私法自治角度考虑应当尊重当事人自由意思表示;最后,从鼓励资金融通、维护交易安全方面考虑,亦应当对于该等约定的效力予以肯定。




五、小   结


从快速、便捷、有利于最大化实现债权人合法债权利益的角度出发,债权人在选择通过诉讼方式实现债权时,应当穷尽一切权利,不应轻易放弃权利以致自身处于不利境地。至于权利得以确认后,在后续执行程序中选择执行担保物或保证人哪一种方式更有利,债权人仍不失自由选择权利,具有更多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