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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过程中死亡,是否应当赔偿?

作者:朱芮乐 发布时间:2020-05-29



基本案情



A某在某物业公司担任保洁员一职,某天傍晚,其正准备下班回家,却在其所在公司管理的小区内发现B某正站在一辆玻璃被打碎的宝马车前,并将头探入宝马车内,A某遂跑上前去欲抓住B某,B某见状大惊扭头便跑,在逃跑途中,A某抓住B某后在与B某扭打的过程中,B某突然猝死。


B某死亡后,B某父母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追究A某的刑事责任,公安机关及检察院对涉案宝马车的破碎玻璃进行DNA鉴定后,发现上面有B某的DNA,后公安机关及检察院认为A某在试图抓住B某过程中使用的控制手段是适度的,B某是因其特殊的体质原因及外力因素导致突发意外死亡,属于意外事件,因此A某并不构成犯罪。


收到公安机关的该结论后,B某父母遂向人民法院起诉A某及物业公司,要求A某及物业公司对B某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A某及物业公司应该赔偿吗?对此,笔者将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



  一、双方行为的性质


B某当时正在实施盗窃行为,虽然盗窃未遂,但是其已经造成宝马车玻璃被毁损的客观事实,即毁坏财物的行为已经既遂,其行为是否会构成犯罪随着B某的死亡已无追究的可能,但其行为是违法行为,具有可谴责性这是毋庸置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一)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二)通缉在案的;(三)越狱逃跑的;(四)正在被追捕的。本案中B某的行为符合第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因而本案中A某的行为是国家及社会所鼓励的行为,只不过该扭送行为因B某的死亡而意外终止,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行为的合法性及应被鼓励性。



 二、对死亡结果的发生双方是否有过错及过错程度


B某死亡结果的发生首先是因其体质特殊,外加其逃跑行为及A某试图控制其行为过程中的外力因素导致,属于意外事件。因此,笔者认为,B某的特殊体质、B某的逃跑行为及A某的控制行为分别是导致其死亡的内因及外因。


在此过程中,B某正在实施盗窃的违法行为被发现后,其为逃脱罪责而逃跑是一种本能的行为,而A某为抓捕小偷并将其扭送至公安机关是法律明确规定予以鼓励的行为,且A某行为并没有超出抓小偷过程中所采取的强力行为的限度,其对B某的死亡结果的发生亦不能预见,因而笔者认为双方对死亡结果的发生均无过错。



  三、A某及物业公司是否应该赔偿?


认为A某应当赔偿的有侵权过错责任、公平责任等理论,笔者在此对这些理论不予详细阐述。笔者仅对假设法院最后判决A某或物业公司向死者B某的父母进行赔偿,则会导致何种后果进行简要分析。



(一)变相鼓励了谁弱谁有理,谁死谁有理的行为。



本案中B某的行为属于盗窃及毁坏财物的违法行为,虽罪不至死,但因其死亡并非行为各方所能预见及所积极追求的结果,因此不能贸然以死者为大的心态来判断是非黑白。如法院判决A某或物业公司向B某的父母支付一定的金钱,则无论是适用了过错赔偿责任还是适用公平责任补偿的理论,都是变相鼓励了谁闹谁有理的行为,而置B某的违法行为于不顾。



(二)变相打击了《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中扭送行为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



虽然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属于公权力机关的职权范围,但是鉴于警力资源的有限性、保护受害人权益的及时性等原因,我国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任何公民可对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自力救济、他力救济,以弥补公力救济的不足。


本案中,B某正在实施违法犯罪行为,A某为了保护车主及物业公司的利益,采取了刑事诉讼法所鼓励的扭送行为,且其手段并未超过必要的限度,虽然扭送行为因B某的死亡而意外终止,但不能因此而对其行为的合法性及可鼓励性进行否定性评价。因此,如法院判决A某或物业公司向B某的父母赔偿,则变相打击了《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是在变相鼓励中国版的基蒂-珍诺维丝事件1的发生。


综上,如法院判决A某及物业公司应当向B某的父母进行赔偿,则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负面社会效应。例如,当歹徒在幼儿园门口挥刀砍向幼童时,将不会再冲出一位举着拖把与歹徒对抗的保洁阿姨,因为她害怕伤到歹徒后会赔钱;当拐卖儿童的人贩子当街抢夺幼童时,也不会冲出来一群热心的群众围堵歹徒,因为他们害怕在围堵过程中伤到歹徒后会赔钱;当歹徒当街抢夺行人的皮包时,也不会再有一群热心的路人对歹徒进行围追堵截,因为他们也害怕伤到歹徒后会赔钱。


因此,我们所推崇的价值观不应当是鼓励违法行为者向制止违法行为的人去索赔,而是应当鼓励人们勇敢的与违法行为做斗争。本案中,宝马车的车主是有权对B某的父母提起诉讼的,并可要求其在继承B某财产的范围内进行赔偿,而非变相鼓励B某父母向A某索赔。


此外,B某虽罪不至死但却因意外死亡,确实令人遗憾;其父母虽在教育子女方面存在过错但似乎也值得同情,但我们不能仅因为同情心而去做出一个会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判决结果。假如B某父母均没有养老金且只有B某一个子女,在B某的死亡确实会对其生活造成严重困难的情形下,我们可以通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扶贫措施来解决他们生活中遇到的困难状况,但是绝不能以损害我们社会所推崇的制度来作为解决他们困难的手段。


因此,笔者认为,A某及物业公司不应当对B某父母赔偿,且A某追小偷的行为理应得到一面锦旗,得到人们的大力赞扬。





脚注


1、1964年3月13日夜3时20分,在美国纽约郊外某公寓前,一位名叫基蒂-珍诺维丝的年轻女子在结束酒吧工作回家的路上遇刺。当她绝望地喊叫:"有人要杀人啦!救救我!救救我!"听到喊叫声,附近住户立刻亮起了灯,打开了窗户,凶手吓跑了。但当一切恢复平静后,凶手又返回作案。当她再次喊叫时,附近的住户又打开了电灯,凶手又逃跑了。当她认为已经无事,回到自己家上楼时,凶手又一次出现在她的面前,将她杀死在楼梯上。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她大声呼救;她的邻居中至少有38位到窗前观看,但无一人来救她,甚至无一人来打电话报警。